1936年10月，蒋介石坐着专机从南京飞到西安，准备安排怎么对付红军。那时候，日本鬼子越来越嚣张，可他却一门心思要打内战。他这种不把国家大事放在眼里的做法，让张学良非常不满，坚决反对。
经过很多次劝说和反对都没能改变情况，所以在12月12日，张学良和杨虎城采取了“武力进谏”的方式，这就是大家熟知的“西安事变”，也叫“双十二事件”。
在西安事变之前，国共两党已经打了十年的内战，这让本就被敌人打得千疮百孔的中国人民，更加苦不堪言，社会也变得越发动荡不安。西安事变发生后，国共两党决定联手“抗日”，一起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从而改变了整个战争的形势。
大家对西安事变的过程和意义都挺了解，可说起事变里怎么抓住蒋介石的那些细节，就一直说法不一，挺让人摸不清头脑的。史学专家们也是各有各的看法。那真相到底是啥样呢？可能最清楚的就是亲手抓蒋的孙铭九了吧。
在主动提出要去抓蒋介石之前，孙铭九已经把自己的身后事都给安排妥当了。他拜托张学良好好照顾他年迈的双亲，还让自己的亲弟弟出国去躲灾避祸，这都是因为他心里清楚，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有多么危险。
如果事情搞砸了，就会身败名裂，甚至丢掉性命；就算事情成功了，以后也可能被蒋介石报复。那么，那个在西安事变中立下大功，活捉蒋介石的孙铭九，后来怎么样了呢？他的人生又经历了哪些大起大落呢？
孙铭九，1909年在辽宁省新民县出生，1927年他加入了东北军，隔年就去了日本留学，在陆军士官学校里深造。在那里，他接触到了新思想，看法和观念跟东北军里那些老将领很不一样。不过，他的这些新观点倒和张学良挺合拍，因为张学良也在海外留过学，了解过先进的政治理论。所以，张学良特别看重孙铭九。
以前，孙铭九是张学良身边的重要参谋，帮他处理机密事务。到了1936年，为了改变东北军的状况，张学良悄悄地成立了一个叫“抗日同志会”的组织，孙铭九在里面扮演了重要角色。可以说，张学良对孙铭九来说，既是恩人也是发现他才能的人，更是他决心一辈子追随的领头人。
听说蒋介石被活捉后，共产党领导层仔细琢磨了一番，决定派周恩来去西安，劝蒋介石一起打日本鬼子。周恩来一到西安，张学良的手下孙铭九就多次帮忙，协助周恩来办事，最后让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。
问题解决以后，张学良打算自己送蒋介石回南京。一是因为两人关系好，他信任蒋介石；二是考虑到当时的形势，他怕抗日合作会出问题；三是他想去“认个错”，身为军人，得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担责。可没想到，这一走，他就被关了半辈子。
后来好多年，每次聊起这事儿，孙铭九都特别后悔，因为他本来能拦住张学良不去南京的。那时候，他听说张学良要送蒋介石去南京，心里觉得不太对劲，但因为是张学良仔细想过的决定，他就没出声。结果孙铭九一不小心跟周恩来提了这茬，周恩来一听就觉得事情不妙，赶紧拉着他去机场想拦住他们，可惜已经来不及了。
在西安事变还没发生前，东北军里面就已经有了分裂的苗头。等张学良被软禁起来，东北军就更是四分五裂了，军队里分成了两拨人。一拨是以孙铭九为首的年轻人，他们一直特别信得过张学良，觉得没有张学良就没有东北军的今天。所以他们想靠武力把张学良救出来，要是南京那边不放人，他们就准备豁出去拼了。
王以哲带领的老一派将领想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事情，他们盼着蒋介石能先保住张学良的人身安全和职位，然后再慢慢讨论怎么让张学良重回东北军。
两边谁也说不服谁，矛盾越闹越大，不过说到底都是“自家人”，一开始也只是吵吵架，可没想到那些年轻气盛的家伙竟然动起手来了。
孙铭九起先带领全军搞了个“请战签字”，盼着大伙儿一块儿救出张学良。接着，他又去找杨虎城，想让杨将军来指挥打仗，可杨虎城根本管不动东北军。没办法，孙铭九又去求周恩来帮忙，想让共产党出面干涉，但周恩来考虑了大局后，还是拒绝了他的请求。
孙铭九想尽办法也没能把张学良救出来，心里一直闷闷不乐，常常靠喝酒来排解忧愁。这天，他又在喝酒，同时摸着手腕上的那块瑞士手表，这是张学良特意挑来送给他的，上面还雕着张学良的像。以前两人关系那么好，现在却各在一方，不知何时能再见，孙铭九越想心里就越觉得难过。
不清楚是因为酒精让憋了很久的火气一下子冒了出来，还是早就打好主意要除掉对手，1937年2月2日，孙铭九竟然带着他的人闯进了王以哲的家，不光把王以哲给枪杀了，还杀了当时正在他家聚会的好几位东北军的老将领。这事儿后来被人们叫做“二二事件”。
西安事变那会儿，蒋介石就对张学良讲了：“你胆敢这样背叛我，难道就不怕你手底下的人也跟着学你吗？”
张学良回应道，他手下的那些将领都是他亲自提拔的，不可能干出这种事，可没想到很快就遭到了“反噬”。
孙铭九发起的二二事变，不但没能帮他拿到军队的领导权去救张学良，反而让内部乱成一团，把原来藏着的各种矛盾都激了出来，最终让东北军走向了衰败。
王以哲去世后，东北军变得四分五裂，孙铭九这时才醒悟到自己的过错，但已经没办法挽回了，局势已经难以支撑。他本以为自己能帮张学良管好东北军，没想到自己的糟糕决定却让东北军散了架。孙铭九觉得特别对不起张学良，甚至有过以死谢罪的念头。
就在这时，孙铭九碰到了大救星周恩来。其实，他们两人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就已经认识了。当周恩来得知“二二事件”后，他马上派人把孙铭九送到安全的地方，还劝他说，要救张学良还有很多办法，现在自杀根本没用，还会给东北军添乱。这样一说，孙铭九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。
要是说这时候的孙铭九只是做了个错的决定，那他接下来的行为，就让他完全变成了国家的叛徒。
孙铭九从东北军出来后，共产党接纳了他一阵子。想当年在东北军里，他是个大红人，要什么有什么，日子别提多滋润了。可到了共产党这边，特权没了，连行动都不自由了。孙铭九心里一直盘算着走，但又没地方可去，只能先这么待着。
国共第二次携手合作后，共产党为了种种考虑，得跟西安事变那帮人划清界限，孙铭九就趁着这个机会离开了共产党的地方。可他这一走，日子可就难过了，既要想法子养活自己，还得时刻提防着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的追捕。孙铭九过了好长时间东奔西跑、躲躲藏藏的日子。
经过多次波折，孙铭九最终抵达了上海，在日租界找了个地方安顿下来。他利用以前在日本留学时结交的人脉，着手寻找机会，想再次踏入军政界的大门。
或许是为了活下去，又或许是为了掌权，孙铭九居然投奔了汪精卫政府，还领了任务去劝说东北军反叛。想当年，他在东北军里可是个立下不少功劳、备受重视的年轻才俊。可给汪伪政府干了那么多年，他也没啥拿得出手的“成绩”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呢？
孙铭九对这事一直藏着掖着，不愿意多提。照他的说法，他是被迷了心窍，信了汪精卫那套“拐弯救国”的瞎话。再加上当时战乱，生活艰难，他又在军队里捅了大娄子，自己豁出去倒没啥，可家里老小还得顾着。所以他投了汪伪政府，也就是想给家人求个平安，并不是真心要给汪精卫当牛做马，也没干过啥对不起国家的大事。
1945年，抗日战争打完了，汪伪政府也就垮台了。没了靠山的孙铭九，转头又向国民党投了降。因为他以前是东北军的将领，还是张学良的亲信，所以国民党派他到东北去，偷偷地进行暗杀共产党头头的任务。从那以后，他就一直在东北那边转悠。
那时候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陈云同志，恰好在东北地区忙活着。有消息说，孙铭九曾被指派去暗杀陈云，但好在这事儿最后没干成。要是他真的动手了，那他就成了日伪政府的帮凶，是个大叛徒，他后面的人生可就全毁了。
孙铭九在东北一直忙活到解放战争那会儿，没多久，他就在哈尔滨被解放军给抓住了。
但是孙铭九自己不承认他投奔了国民党，在二二事件后他待在共产党地盘的那阵子，心里就有了想加入共产党的念头。后来他去东北，也是按照中共地下党的吩咐，悄悄混进国民党军队里执行任务。只不过，他的话既没人证明，也没东西作证，所以让人很难信服。
西安事变发生后，东北军里的不少将领开始各奔东西。有的将领站出来说，他们不跟东北军了，要听南京政府的。有的将领则悄悄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还有一些将领，虽然人还在东北军，但做起事来更靠拢共产党了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那些既参加了西安事变又和共产党关系好的将领，都得到了共产党的重用，不少人被分配到了很关键的岗位上。
亲手抓到蒋介石的孙铭九，这时候的遭遇却大不相同，他不得不接受共产党严格的政治盘问，还险些丢了性命。他的档案上也因此被永远刻上了“长时间待在日伪政府”的记录，这几个字成了伴随他一生的“污点”，怎么也擦不掉。
西安事变后，大家待遇大不相同，这让应德田心里非常不舒服。应德田和孙铭九在东北军时就认识，两人都是东北军里年轻一辈的领头人物，关系特别好。
在抗日战争那会儿，应德田跟孙铭九都犯了个大错，就是信了汪精卫说的“绕个弯儿救国”那一套，结果俩人都跑到汪伪政府去了。应德田还当上了河南省教育厅厅长，给汪伪政府干了不少对不起国家的事儿。等到新中国建立起来，应德田因为这档子“不光彩的事儿”，跟孙铭九一样，都被好好查问了一番。
应德田心里很窝火，觉得那些既没参与救张学良先生，也没在联合共产党抗日这事儿上出过力的人，竟然能在新中国受到重用。
那些曾经死心塌地跟着张学良和东北军，甚至为了国家大事连蒋介石都得罪了的人，为啥到头来却要受到严格的盘查呢？难道就因为以前生活所迫犯了点小错，就得遭受这样不公的对待吗？
收到大家的意见后，中国共产党政府再次仔细审查了应德田和孙铭九的情况。经过查看，发现孙铭九虽然在西安事变后站到了汪精卫那边，但总的来看，他并没有做什么对国家伤害很大、杀害抗日军民的事情。他虽有错，但罪不至死，而且主要是当时环境所迫，并非他本意。所以，政府决定不再追究他的责任。
之后，孙铭九被请去做了上海市政府的参事，到了晚年，他还成了全国政协和上海市政协的委员，身兼多职。在新的工作上，他依然很努力。而且，他常带着“骊山捉蒋的第一人”这个称号到处去演讲，跟大家分享当年怎么“抓住蒋介石”的英勇故事。另外，孙铭九还在《人民日报》这些大报纸上发表了不少讲“捉蒋”经过的文章。
孙铭九觉得，他这辈子最得意的就是“活捉蒋介石”那事儿，但投靠汪伪政府却成了他心里的一块疙瘩，老也忘不掉。所以，他写了篇叫《孙铭九寻党记》的文章，里面一个劲儿地说，自己在东北干的那些活儿，都是共产党让他干的，他可不是那种卖国求荣的汉奸。
孙铭九到了晚年，心里一直有个很大的遗憾，那就是从西安事变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机会见到张学良了。
1990年，西安事变已经过了50年，89岁的张学良在接受访问时被问：“要是能回大陆，你最想见谁啊？”他马上就说：“孙铭九。”这说明他心里真的很看重孙铭九。孙铭九听说张学良这么多年都没忘记自己，也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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